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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明史可以修身
www.lndjt.com 2013-4-15 来源:广东岭南文博研究院 浏览: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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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哲学家培根说过“读诗使人聪慧,演说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有修养,逻辑学使人善辩,读史使人明智。”由此可见,学学历史、读读史学理论可以提高人生修养。在第155讲“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瞿林东从《二十四史》、《后汉书》,“贞观政要”等一些历史经典中抽出一些故事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修身。

    诗人撰史是一个优良传统

    史学是人类历史的记录和解释、判断,包括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中国的史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历史学,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这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感到骄傲、自豪的地方。中国历史记载具有连续性,从甲骨文开始,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到现在至少有3600年,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在那之前中国文字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文字的历史应当早于3600年。

    司马迁之前孔子修《春秋》是目前知道的唯一的一个最早的“诗人修史”,孔子不仅改变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也改变了官修史书的局面。因为孔子修春秋不是官员修史,是诗人撰史。他比司马迁早500年,所以中国的历史学至少有2600年的历史。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所修的春秋。

    从孔子以后司马迁以下“修史”便成为了传统,直到唐代唐太宗贞观3年在皇宫里设立了史馆,并设立了许多史官,这些史官有两个任务——一个就是修前朝史,一个修本朝史,从此以后形成制度。所以,中国史学的基础——政治实体、文字、修史没有中断,而且官修史书和诗人撰史相辅相成,当官修史书不甚得力的时候必然有诗家出来修史。诗人撰史填补空白,这是中国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优良传统,这是史学连续性的关键所在。

    《易·大畜》里面讲“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个“德”理不仅仅是道德。同样,《易·系辞下》也提到“夫《易》彰往察来”。“彰往察来”非常重要,我们要了解过去,是为了观察现在和观察未来。所以,当我们讲历史学的时候,不仅仅局限于讲过去的故事,而要对未来的前途要有所观察、有所预测。中国史书连续性、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唐代一个大史学家刘知畿讲历史学的功用时提到“使之为用,其利甚博”,甚至“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他这两句话至今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这用现代语言来概括,即为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

    有史学传统才能见贤思齐

    司马迁有这样几句话,“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第一句话讲的是道德标准,“不令己失时”是讲这个人有见解,抓住机遇,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事功的标准。“不令己失时”抓住机遇,不要错过历史的选择,立功名于天下,立功名于天下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器的人。这句话便告诉我们道德建设和事功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唐代史学家刘知畿提出了史学与个人修养及社会功用的问题,表明史学对于人生与社会都是极其重要。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我们中国史官没有断绝过,过去的书都写在竹签、帛书上的,后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还能够读到以前的事情。中国因为有史学传统、有史官、史书,才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读历史书,看到历史上做了好事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要向他学习。做了坏事的人我们就要反思自己,要以此为教训。所以,他最后总结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清代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也指出,重视史学可以培养“通达政体”、有益于国家的人才。史学对于人生修养非常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李大钊就在《史学要论》里有一章专门写到现在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在其中他满怀激情地论述了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他在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就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

    读史书时,后世读史者会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那些英雄豪杰为社会做出好事和牺牲,实际上,他们也是很普通的人,只要我们有这种心情和认识,那么,我们也能做到。所以,当讲到历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作用——便是用历史上的一些人物的真实事件“形象”地感染人,从而使我们从中得到启发、受到鼓舞。

    历史叙述不同于文学叙述

    现在官方叙述和民间叙述都十分活跃,但整体叙述方式和史料都发生了很大差异。自从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出版了《后现代历史叙述学》以来,中国史学界甚至于史学界以外的一些学术界的朋友都在讲叙述学的问题。从中国历史的叙述传统的原则上而言,首先一条是叙述的真实性。班彪、班固父子是批评《史记》的,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承认《史记》是为之实录,《史记》可以当做实录来看待,这是很高的评价。那么,中国叙述传统里除了历史的真实性讲究之外,还讲究它的艺术性,在准确的基础上讲究生动。近代以来梁启超在这点上称赞《资治通鉴》,说司马光笔下能够把简单的历史事实写得生动起来。

    近代以前,宋朝的史学家也提出了写历史书有3条原则:事实、褒贬和文采。二月河写历史小说曾经受到热捧,但是把他捧过头了就不对了。有人评价二月河的小说是“以史入文,以文证史”,前一句是不错的,毕竟不读历史就没法写历史小说,但不能说很多历史学家没有解决的问题被二月河的小说解决了。这就把二月河神化了,这样的评价是不对的,文学叙述毕竟不是历史叙述。

    民间的修史和官方的修史都是中国历史写作的传统,现在所有的民间修史或者个人的修史基本上都有一个问题,认为历史是偶然的,大多数都在搜集那些偶然的东西,包括小说。或许有人认为,“历史是一个小姑娘,随便你怎么去打扮,”这种观点我们是反对的。当然我不赞成将历史学捧得太高,但不可否认文化和历史学是存在密切的关系。历史学曾经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在文化建设当中、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当中也会向历史学提出更多的问题。同样,历史学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升自己、推动文化的发展。

    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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